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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第196期

【本会动态】

第21届中国永康五金博览会在浙江永康市开幕

以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为主办单位之一的第21届中国永康五金博览会于2016年9月26日在浙江永康市展览中心开幕。在此次开幕式上,永康市被授予“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和“中国五金工匠之乡”的荣誉称号。

本次博览会,参会专业观众(含外商)达9.2万人次,同比增长8.2%,发生交易额141.3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达成意向129.83亿元,同比增长5.3%;现场成交11.47亿元,同比增长2.9%。网上五金博览会访问量120.2万人次,同比增长16.6%。

展出科技项目190项,洽谈科技项目(技术)224项,现场达成合作意向78项。

五金工业设计展对接项目997个,现场达成合作意向160项。

527家企业(单位)2430人参加对接工业设计项目419个,现场达成合作意向57项。

                           (消息来源: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能只靠几家新兴金融科技公司

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实践者,应该是我国商业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而非试图进行创业创新、资本尚且匮乏的互联网技术平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华盛顿表示,中国正利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和逐步建成的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来发展普惠金融和减少贫困。就在今年G20杭州峰会上,由中国推动并参与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正式通过。这是首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数字经济重要指导原则,而数字经济正是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当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新的重要方向,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等还需要做一些澄清,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清楚数字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是谁?是互联网金融平台,还是正规金融机构?

普惠金融不是扶贫金融

    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通过电脑、电话和自动化产品深入千家万户,正在步入智能化时代。数字化金融是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现代科技工具来提供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在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之后,各个发达国家纷纷降低利率,甚至实行负利率政策,借贷等金融服务价格低廉,能够惠及大众。故而,在这些国家中,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

普惠金融是普及金融知识和惠及普罗大众,是向包括困难群体在内的所有人提供公平的金融服务机会。因此,普惠金融不是扶贫金融,不是社会救济,不能取代财政扶贫资金。金融机构也不应越俎代庖,替代我国民政部门应有的工作职责。

    普惠金融重在公平和实惠。普惠金融需要有计划地向弱势群体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弱势群体的谋生能力和风险意识,为其提供获得可承担的融资服务的机会;普惠金融更需要建设公开公平和公正的金融市场,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降,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提供公平的机会和收费不高的服务。

数字普惠金融则旨在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2016年,中国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数字普惠金融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G20提出制定《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该原则具体由G20框架下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负责起草,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金融业界、学术界的大力支持。G20在杭州峰会上推出升级版的《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涵盖3个维度(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情况和质量),包含19大类35项指标,分别从供给(金融机构)和需求(金融消费者)两侧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中国的大部分指标均排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特别是账户普及率和储蓄普及率等指标表现较好,显著优于G20国家的平均值。不过,我国的每千公里ATM机数量和每千成年人在商业银行借款人数则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值。

作为数字金融的重要形式,我国互联网金融在近五年间获得了爆发式增长。移动支付、网上理财、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产品让人眼花缭乱,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等地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互联网的数字化技术没有完全带来我国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借贷成本的下降。相反,泛亚所、e租宝、中晋系等机构反而使用互联网金融的工具,进行金融诈骗,甚至有不少人因而倾家荡产。互联网金融出现了野蛮成长。近来,监管部门出台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为网贷平台设立了借款上限、银行存管、EDI证(在线数据与交易处理许可证)三大关卡,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监管新规”,为P2P这一数字金融的业态踩了刹车。故而,如何使用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命题。

中国亟需正规的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是使用数字信息化技术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譬如,帮助偏远山区的孩子通过手机上网获得助学贷款。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其中,数字是手段,普惠是核心。

在信息时代,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来实现普惠金融是必须的。某种程度上说,普惠金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社会主义金融,社会主义金融必须要强调普惠金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认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普惠金融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我国亟需借助数字化技术发展普惠金融。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需要进一步实现公开、公平和公正。近十年以来,我国金融业获利丰厚,制造业财务成本沉重。美国麦肯锡公司最新一份研究报告测算,中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占到中国整体经济的利润超过80%,而美国这一比例在20%左右。据称,中国5000家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6%,融资成本是6%或7%。实际上,不少中小企业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利率适中的贷款,融资成本过高。在沿海一带的中小企业中,借贷融资成本可以高达20%。

这说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亟需降低资本价格,从而提高资本的有效供给,引导资本流入实体经济。供给侧是由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组成,融资成本的下降应当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点。而近些年来大力推进的利率市场化迄今尚未能足够有效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说,普惠金融对于中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推动创新转型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普惠金融是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是让所有老百姓和企业享受更多的金融服务,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近些年,互联网技术平台在金融创新领域积极尝试,也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技术平台就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主力军。相反,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实践者,应该是我国商业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而非试图进行创业创新、资本尚且匮乏的互联网技术平台。这是因为,我国是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借贷等间接融资仍然是企业和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主要形式。我国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需要资本雄厚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正规金融机构迅速推进数字信息化,降低运营成本,从而降低利息率和手续费等对于债务人的收费,也就是家庭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如果寄望于几家新兴的金融科技公司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恐怕是南辕北辙,难以达到目的,甚至可能会事与愿违。

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普惠金融的几条途径

以往的金融服务范围有限和价格高企的原因之一,是我国金融机构的自身运营成本偏高。然而,数字化技术能够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具体手段,实现有效的低廉服务,在普惠金融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数字金融体现了金融与科技的不断融合,涵盖了传统金融的数字化、移动化以及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具备共享、便捷、低成本的特点。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普惠金融,主要需要明确责任主体,建设信用大数据,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以及落实数字金融的宣传和教育。

    首先,数字金融的实施需要我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携手努力,并且积极发挥保险公司的优势予以支持。这些正规主流金融机构绝不能对于数字普惠金融袖手旁观,让互联网公司来越俎代庖。根据《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我国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需要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一行三会”需要为数字普惠金融构建良好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政府应该促进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金融机构采取尽责的数字金融措施并保护消费者权益,政府需要加强数字与金融知识的普及,中国人民银行需要明确并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国务院有关部门应该监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当然,对于各类新兴机构应该采取规范发展的态度,健全多元化广覆盖的机构体系。

其次,中国人民银行应该不断提升和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实现企业和个人信用的征信评级,扩充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协同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依法采集户籍所在地、违法犯罪记录、工商登记、税收登记、出入境、扶贫人口、农业土地、居住状况等政务信息,采集对象覆盖全部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及小微企业,通过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及地方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政务信息与金融信息互联互通。

第三,普惠金融需要做到惠而不费,政府应该明确要求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打造新型金融服务平台,明确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资信状况,开发信息、资金、产品,在风险可控和风险有偿的前提下为之提供普惠贷款等可承担的金融服务。通过数字化技术有效地加强内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减少对于金融服务对象和客户的收费。

第四,需要切实加强数字金融的宣传教育。我国应该广泛利用电视广播、书刊杂志、数字媒体等渠道,多层面、广角度有效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培养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和契约精神。同时,运用各种新闻信息媒介开展金融风险宣传教育,促进公众强化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树立“收益自享、风险自担”观念。重点加强与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关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引导金融消费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金融产品风险特征理性投资与消费。

总而言之,我国应该借助数字化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的实现,扩大金融服务获取,落实金融平等,共享金融发展。现阶段亟需落实的则是大数据金融,尤其是中央政府建设金融数据库,完成信用体系的建设,进而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资信评级指标。这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

(消息来源: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

产业创新动态(10月)

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指导意见发布 让中国制造由大变强 

    8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照《中国制造2025》战略部署,以“一案一例一策”方式统筹推进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意见》的出台正当其时,在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基本判断下,创新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不二选择。提升创新能力、补上创新短板、打破创新屏障,要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从国家还是地方来看,建立创新网络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马名杰表示。

    创新更具前瞻性

    《意见》设立的具体目标为,到2020年,形成15家左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到2025年,形成40家左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在有条件、综合实力较强的地方,建成一批省级/区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作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支撑和补充。

    马名杰表示,《意见》不仅设立了目标,也对指导下一步制造业创新中心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可操作性更强的指南。《意见》在吸收了这些年我国在建立产学联盟、产学研合作方面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解决了其中的问题,并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做出了符合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创新国情的探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杨超表示,《意见》抓住了创新的趋势。近年来,开放式创新成为重要的创新方式,其中信息的流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建立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集合科研基础设施、人才、技术标准、资本等要素,构建各类产业技术联盟,有利于信息的流动。同时,创新需要更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支撑,《意见》涉及创新的多个方面,从技术、资源和人才等要素,到市场、政府等环境创造方,再到企业、院所和创新中心等微观主体,都有所涉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瑞表示,建立制造业创新平台、创新中心应该是制造业强国的重大战略举措。在此之前,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都有大量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孵化器,但是比较分散,而且凝聚力不是特别强。现在提出创新中心就是想进一步集中资源,建立更具有攻克高端制造业技术的创新平台。这个平台应该是在集中优势,在已有的开发区和孵化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来开展制造业创新。

    重视成果效益转化

    《意见》提出了八大任务,包括开展产业前沿及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目前,我国制造业解决了“大”的问题,但“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根子在于创新能力不强,突出表现为对外技术依存度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成果产业化不畅等。

    在杨超看来,《意见》明显向创新平台、共性技术和商业化等环节倾斜。商业化是创新实现的后端和关键环节,没有市场化的技术、产品都不能算是创新。《意见》努力打通制造业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共性技术、首次商业化应用、创新公共服务等关键环节下功夫,针对制造业创新中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地支持制造业创新。

    杨超介绍说,这符合国际制造业创新趋势,近年来国外也逐渐重视创新网络建设,以及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2012年美国开始投资10亿美元建立其制造业创新网络,作为区域创新系统和制造业创新的载体。该创新网络由若干创新研究院组成,主要支持从“发明”到“商业化前”这个阶段的研究,从而衔接了研发链条中的两个强势环节,弥补了中间环节缺失造成的创新效益外流。

    对此,刘瑞的看法是,创新中心需要按照共性需求来建立。所谓共性需求就是一个行业的生产、研发和制造等都围绕着一个共性的需求,然后集中起来打造相关的配件、零配件和服务。

    优化创新生态环境

    《意见》提出,优化制造业创新生态环境,形成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核心节点的多层次、网络化制造业创新体系,显著提升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

    杨超表示,对于优化创新生态环境,首先需要营造公平统一的市场环境,只有在公平、统一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间才会出现平等竞争,创新者的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并有希望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激发创新动力;其次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新产品、新工艺中往往都包含各类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是保护新产品、新工艺的必要条件。应提高知识产权违法成本,降低知识产权维权成本,使创新得到更好保护;第三要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资金是创新的重要因素,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必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尤其是直接融资成本。通过降低天使投资等早期股权投资税率等方式促进其发展,使高风险的创新行为能够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最后,要打通知识产权转化转移通道。明细相关权益,提高研究人员将知识产权转化的积极性,促进高校、院所里的一批知识产权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和技术,并应用于创新。

    “地方一定要结合本地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实际,特别是要基于企业和市场的需要,创新中心的主体是企业、高校院所,政府主要是搭桥、协调和支持的作用,要尽力避免出现脱离本地发展实际一哄而上的情况。”马名杰表示,不要为了拿到牌子,结果脱离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需要,最终成个空架子。

来源:经济日报 刘瑾

国际科技成果要闻精选(10月)

印度科学家将荧光金属有机框架材料MOF导电性提高十亿倍

    印度科学教育与研究院的科学家们,通过使用导电聚合物填充荧光金属有机框架MOF多孔材料,成功将MOF的导电性提高十亿倍,同时使其具有荧光性。这一成果使得MOF导电性能突破性提高,有助于MOF基光电设备的应用。

    金属有机框架MOF是近二十年来被广泛关注的一种多孔材料。该材料是利用有机配体与金属离子间的金属-配体配位作用,自组装形成的超分子网络结构,因其多孔和海绵状结构而具有催化性和气体吸附性。

    印度科学家发现,MOF的可调性和稳定性允许人为对其导电性能进行简单的控制,而这种操作在现存金属材料中难以实现,MOF这种导电可塑性将会促使新一代的电子产品的产生。该研究团队用导电聚合物聚吡咯填充了镉基MOF的孔隙,成功地将其导电性提高了十亿倍。这种兼具导电性和荧光性能的MOF材料,可制造出适合光电设备的多功能材料,可用于太阳能电池和成像设备等。

                                              来源:科技部 

首个电流激发光源的光量子电路问世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官网9月27日发布公告称,该校科学家带领波兰和俄罗斯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解决了光子电路运用于光量子计算机的一大限制条件,首次成功将一个完整的量子光学结构集成到芯片上。发表在《自然•光子学》杂志上的这一最新成果将帮助光量子计算机早日用于数据加密、大数据超快计算及高度复杂系统量子模拟等领域。

    碳纳米管因为直径不到一根头发粗细,成为光量子电路最小型光源的最佳选择,用激光照射碳纳米管,它们会发出许多单光子。但由于现有芯片内含的都是电学组件,不接受额外的激光系统,这种激发碳纳米管发出光子的激光技术很难集成到现有芯片上,成为光量子计算机发展的制约条件。

    新研究利用流经碳纳米管的电流刺激碳纳米管发出单个光子。研究团队用碳纳米管作为单光子源、探测器作为超导纳米电线,将碳纳米管和两个探测器分别与纳米光子波导相连,制成的光结构用液氦制冷后,能发出可以计数的单个光子。该装置能集成到现有芯片上。KIT纳米技术专家拉尔夫•克鲁克说:“我们的电路是光量子计算机领域的一大进步,现在我们完全能利用电流刺激碳纳米管发出单光子,克服了阻碍光量子计算机运用的制约因素。” 

                                              来源:科技日报 

两项实验证明:通过城市网络进行量子隐形传态技术上可行

    量子隐形传态指将编码在光子中的量子信息从一个地点远程传输到另一个地点。19日在线发表于英国《自然•光子学》杂志上的两篇论文,报告了中国合肥市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市通过数千米光纤网络的量子隐形传态实验。这两项独立研究表明,通过城市网络进行量子隐形传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为未来城市范围的量子技术和通讯网络,比如量子互联网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过光纤网络进行量子隐形传态有望大大提高互联网连接的安全性和强度。然而,利用光纤网络进行长距离量子隐形传态需要独立的光源,这带来了技术上的挑战:在通过数公里长、铺设在变化环境中的光纤后,来自一个光源的光束需要做到和另一个光源的光束没有区别。

    为了克服这一挑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两支研究团队,分别为隐形传态实验设计了数个反馈和同步机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强、潘建伟及同事在中国合肥市开展了实地验证,他们使用了电信波长(即在现有电信网络中使用的波长)的光束,将信号光在光纤中损失强度的速率降到最低。而卡尔加里大学的沃夫冈•缇泰尔及同事,则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展开了实验,他们使用了电信波长和795纳米波长的光子,后者让他们的实验速度更快,但保真度降低了。

    在与这两篇论文相应的新闻与评论文章中,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以上两项实验清晰地表明,通过城市距离的量子隐形传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毫无疑问,未来许多有趣的量子信息实验将会建立在这两项实验的基础之上。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