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创新动态

行业重磅政策出炉 “数据要素×”链接十二个领域

　　日前，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国家数据局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意见的公告。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26年底，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广度和深度大幅拓展，在经济发展领域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得到显现，打造300个以上示范性强、显示度高、带动性广的典型应用场景，产品和服务质量效益实现明显提升，涌现出一批成效明显的数据要素应用示范地区，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市场影响力大的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数据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数据交易规模增长1倍，场内交易规模大幅提升，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新业态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数据赋能经济提质增效作用更加凸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明确“数据要素×”任务
　　在此前召开的2023全球数商大会上，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将围绕发挥数据要素乘数作用，与相关部门一道研究实施“数据要素×”行动。
　　北邮国家大学科技园元宇宙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陈晓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年行动计划》对于培育数据要素产业生态，夯实基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数据治理体系、技术能力、法律法规和国际合作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数据要素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陈晓华表示，根据《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30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参考重点行动方案，预计将带动包括智能制造、智慧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在内的多个行业和领域数据要素应用的蓬勃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三年行动计划》在重点行动中提出了十二项“数据要素×”任务，包括数据要素×智能制造、数据要素×智慧农业、数据要素×商贸流通、数据要素×交通运输等。
　　致同深圳咨询部主管合伙人李辉云对记者表示，随着数据要素应用场景打开，企业将积极聚合内外部数据，把原始数据转化为数据资产，快速构建数据服务，使企业可以持续、充分地利用数据，实现数据可见、可懂、可用和可运营的目标，用数据来驱动决策和运营，实现业务增长。
　　加强数据要素流通属性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市场影响力大的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数据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数据交易规模增长1倍等目标。
　　作为数据要素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即“数据二十条”)，也提出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围绕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安全有序流通和交易需要，培育一批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通过数据商，为数据交易双方提供数据产品开发、发布、承销和数据资产的合规化、标准化、增值化服务，提高数据交易效率。
　　数据资产化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对记者表示，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能够为数据要素市场提供更专业、更高效的数据服务，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和交易，这些机构也是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三年行动计划》将有助于加强数据要素的流通属性，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的规范化和健康发展。
　　今年11月份，上海数据交易所发布的《全国数商产业发展报告(2023)》显示，根据数据交易机构官网及新闻报道披露的数据，自2021年上海数据交易所率先签约100家数商企业以来，目前全国数据交易机构已签约或合作的数商总数已达3000余家，为数据供需方提供数据治理、数据合规、隐私计算等产品与服务。
　　上海数据交易所研究院研究员赵丽芳对记者表示，促进数据要素在市场上交易，数据交易所还需要加强相关功能的实现，如基础设施服务功能的产品登记、确权等，以及信息披露功能、提高交易市场流动性功能等。

来源：证券日报郭冀川 2023-12-18

多措并举畅通债券融资渠道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深化债券市场体系建设，畅通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渠道。包括扩大民营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作用、加大对民营企业债券投资力度、探索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四方面。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已成为民营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场所。专家认为，《通知》对进一步畅通民企债券融资渠道给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安排，有望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民企债券的配置，为民企提供更多融资机会和支持。
　　民企债券融资规模下降
　　目前，债券已成为我国实体经济融资第二大渠道，仅次于信贷。有机构统计显示，在全球经济周期下行的大环境下，我国民企经营情况持续受到挑战，债券融资也受到明显影响。
　　中信证券研报显示，2017年以来民企债券发行规模呈现下降趋势，由2017年的8416.54亿元降至2022年的6299.67亿元，主要受到近年来民企违约频发、信用市场处于出清过程、民营发债主体数量减少影响。在此背景下，2017年以来民企发债占比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由2017年的占比15.59%降至2022年的5.28%。
　　近几年各类关于民企债券融资的支持政策继续推出，截至2023年8月，今年民企债券发行规模为4452.60亿元，同比仍下降6.35%。对于当前民企债券融资的形势，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民企的信用债融资规模目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这主要与经济发展和疫情冲击有关，同时也与市场情绪有关。“民企信用债融资困境始终存在，与一直以来存在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履行不严格、市场参与投资机构单一、高收益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法律法规不成熟等有很大关系。”曾刚说。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本次《通知》针对当前民企在债券融资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多维度给出完善政策应对，有利于民企融资成本降低、融资规模加大，提振民营经济预期信心、企稳民企信用风险。“通过政策引导，可以增强机构投资者对民营企业债券的信心，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的支持措施能够为民企债券市场注入正面信号，提升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说。
　　明明表示，通过推广科创债券、绿色债券等新产品，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关注和投资民企债券；鼓励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参与民企债券投资，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各类养老金、公募基金等，这有助于形成更加稳定和多元化的投资者基础，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除了政策上的引导支持，要更好实现通过债券融资，民营企业“打铁还需自身硬”。中证鹏元有关分析师表示，民企债券信用风险抬升，既与民企所处外部宏观环境变化相关，更与其自身存在的经营、财务政策以及管理与治理相关。民企自身需加强规范化治理，健全决策机制，积极加强负债风险管理，做好流动性风险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信用风险，从根本上提振债券市场投资者对其的信心。
　　推进“第二支箭”扩容增量
　　2018年，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从信贷、债券、股权3个融资渠道推出“三支箭”政策组合，支持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其中，“第二支箭”是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今年8月30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债务融资工具支持力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继续加大‘第二支箭’服务力度，更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继续丰富和创新‘第二支箭’工具箱，提升增信服务力度”。
　　《通知》中明确，鼓励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市场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通过担保增信、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直接投资等方式，推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扩容增量、稳定存量。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分析师冯琳认为，推动“第二支箭”扩容增量，有助于扩大“第二支箭”对民营企业的惠及面，带动更多债市资金流向民营企业。截至目前，“第二支箭”已累计支持约20家民营企业发行超过360亿元债务融资工具，这对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引导市场预期扭转、维护企业债券融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支箭’一方面可以通过担保增信、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等方式，支持暂时遇到流动性困难的民营企业发债融资；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助力更多民企顺利融资。”光大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张旭说。
　　中债信用增进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强化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债成果，推进“第二支箭”扩容、增量、提效。加大实施力度，使“第二支箭”政策实打实惠及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提供可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助力民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加快高收益债券市场建设
　　《通知》中强调，研究推进高收益债券市场建设，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建设高收益债券专属平台，设计符合高收益特征的交易机制与系统，加强专业投资者培育，提高市场流动性。
　　业内人士表示，探索建设高收益债券市场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也是我国多层次债券市场自身完善的客观需要。同时，高收益债券市场能更好满足风险偏好相对较高的投资者的投资诉求，弥补当前市场缺资产的焦虑。
　　所谓高收益债券，一般是指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甚至无评级、收益率水平较高的债券。从国际经验看，高收益债券是市场竞争下的分层结果，主要是匹配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便利工具。
　　近年来，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多次被相关主管部门提及。202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规范发展高收益债券品种；2023年7月，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青松谈及进一步增强债券市场支持科技创新能力时提出4个重点工作：研究推进高收益债券市场建设；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建设高收益债券专属平台；设计符合高收益特征的交易机制与系统；加强专业投资者的培育。
　　相较于境外成熟市场，我国高收益债券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高收益债券市场存量规模占整个信用债市场规模不足5%，而境外市场的占比在20%左右。我国高收益债券市场发展面临着市场覆盖面小、发行人和投资人匹配度低、投资机构对债券发行主体风险甄别力弱、高收益债券发行主体风险评估难等制约因素，限制了各类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从目前科创类债券发行人类别来看，大中型国企依然占主导地位，科技型中小企业发行科创债券的难度依然较大，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债券市场的信用分层，投资人对于民营企业采取保守的投资策略，使得高收益债券发行存在一些困难。”明明认为，短期内的解决思路在于通过市场化增信机制，扩大中小企业的发债渠道。长期则需要培育投资机构的投资理念，客观审视中小企业的发债需求。
“不过，市场培育需要一段时间，当前还可以尝试通过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等方式，直接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发债融资。这不仅是对现有民企债券融资增信工具的补充，还能在短期内有效扩大民企债券融资规模。”冯琳说。

来源：经济日报马春阳 2023-12-14

13万亿政府引导基金热力图谱

　　近两个月来，国内投资界上演了忙碌的一幕：许多投资人辗转多地，为的不是做投资搞尽调，而是赶赴一个个引导基金的签约现场。
　　今年以来，各地设立引导基金、签约子基金、基金招商的热情依旧有增无减。据记者观察，仅这两个月，广东、四川、重庆、武汉等多地先后举办大型投资会，签约了数十家国内VC/PE机构。足以可见，地方引导基金和各类国资已成为国内创投行业最主要的出资人。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自2017年年末的9.5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年中的近13万亿元。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基金招商模式备受推崇，究竟哪些城市的国资LP数量最多？哪些地方出资最活跃？规模高达十多万亿的引导基金退出效率又如何？证券时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详细解剖。
　　江苏引导基金数量最多 中西部城市正迎头追赶
　　延续去年的热度，各地引导基金的设立在2023年上半年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母基金研究中心给记者提供的《2023 年上半年中国母基金全景报告》显示，2023 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新设的政府引导基金共有 90 家，基金规模达3922亿，基金数量和规模均超过前两年。截至2023年6月30日，全国各地政府引导基金共有283只，总管理规模达到38961亿人民币。
　　报告还显示，从地域分布来看，今年上半年有25个省级行政区有新设立的母基金。值得注意的是，新设母基金所在的地域范围分布较以往更广，如内蒙古、贵州、新疆、云南等地区均有新设母基金。部分地区在新设母基金数量方面极为突出，比如，安徽省、广东省、浙江省均有超过 10 只新发起母基金。
　　从存量来看，执中数据显示，各省市设立的引导基金数量，位居前五的是，江苏省（62只）、浙江省（41只）、广东省（33只）、安徽省（31只）、山东省（19只）。此外，福建、北京、河南、四川、湖北、江西、陕西、上海等省市设立的引导基金数量都在双位数。
　　记者留意到，如今政府引导基金在不同城市之间已经出现分化，新入局者以引导基金的形式撬动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本地相关产业，而像浙江、江苏、广东这类“资深玩家”则开始细化产业投资阶段、针对不同的产业，推出功能定位不同、覆盖企业发展全周期的体系化“基金矩阵”。从基金规模来看，经济发达的省市仍在引导基金、产业基金出资金额上继续加码，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最为活跃，中西部城市也正迎头追赶。
　　随着不少地方财政愈发吃紧，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地方财政出资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现在很多地方都不以引导基金的方式来做招商引资，更多开始转向各地的投融资平台，比如产投、金控这类，他们盘活资金的能力更强一些。”创东方合伙人肖珂对记者表示。
　　虽然各地频频官宣设立百亿、千亿引导基金，但并不意味着能实打实的认缴。多位业内人士曾向记者表示，许多地方官宣的基金规模和实际落地的资金并不相符，机构向他们申报基金时不一定能给出这些钱。“我们募资圈里都知道哪里真的有钱哪里没钱的，像广东、深圳等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才是真有钱。”深圳一VC机构募资人士对记者表示。
　　广东省创业投资协会秘书长肖飞对记者介绍，从广东的情况来看，省级层面设立的基金资金已经全部到位，而市级层面，东莞、中山、珠海、佛山等地的资金也基本到位，即便暂时没有完全到位，也已经早有预算。但对于几百上千亿的基金，则可能需要通过国企发债来筹措，因此，机构在申请基金时未必能一步到位。“大部分资金都不会直接趴在账上，只有部分几个亿的小基金，可能会一步到位。”肖飞说。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资金属性有不同的投向和出资方式。以杭州的基金矩阵为例，杭州资本方面对记者介绍，杭州科创基金是由单纯财政资金出资的基金，主要以引导基金的方式（即作为LP，遴选合适GP设立子基金）运作，围绕当地重点发展的产业，聚焦“投早投小投科技”；而杭州创新基金是由财政资金与国企资金共同设立的基金，投资阶段则以成长期为主，投资方式包括行业母基金、子基金、专项子基金等；此外，杭州创新基金与产业龙头，或与头部创投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母基金，则会以“直投+子基金”的方式运作，投向当地重点发展的产业。
　　浙江引导基金出资最活跃 各地招引重大项目不遗余力
　　与去年各大小城市频频官宣设立引导基金不同，今年许多地方政府都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招GP和投基金上，这从近期广州、四川、武汉等重点省市密集签约子基金可见一斑，各地正把百亿甚至千亿基金矩阵，从一串串数字变成一个个落地的项目。
　　哪些省市的基金出资最活跃？执中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投资基金数量最多的省市分别是，浙江省（92只）、江苏省（85只）、安徽省（75只）、广东省（55只）、上海市（39只）。而陕西、四川、天津、北京、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吉林、江西、山东等省市的投资基金数量都在两位数。
　　比如，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重镇之一，浙江省杭州市近年来持续加大支持力度。杭州资本方面向记者介绍，截至2023年9月底，杭州科创基金累计批复子基金超200只，总规模超过550亿元；已签约设立子基金超160只，协议总规模近500亿元。此外，作为国资产业基金，杭州创新基金参与组建行业母基金、子基金及专项子基金累计规模已超800亿元。
　　据睿兽分析数据，第三季度共计982家国资背景LP参与出资新基金，涉及认缴出资总额4075.58亿元，占总认缴出资额的75%以上。
　　谁能获得政府LP的青睐？执中给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获得政府LP出资数量最多的是中金资本（11家），其次是英诺天使基金（10家），排位第三的是基石资本、中芯聚源、达晨财智，分别是6家，而赛富投资基金、金浦投资、东方嘉富、华富嘉业分别以5家的数量排位第四，同创伟业、君联资本、湖北高投、华映资本、松禾资本、东方富海、德同资本、弘毅投资等一线知名机构也在今年获得了2家以上政府LP的投资。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些地方政府LP会优先对国央企背景的基金出资，“国央企旗下的基金到各个地方去募资都有比较大的优势，而且他们的募资金额比较大，很多都是十几亿级别的，母基金的盘子很快就会被分完了。”肖飞对记者表示，如今热门城市的政府LP都被“抢破头”，竞争非常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会不遗余力地引进优质项目，即使该项目的耗资超过了单只基金的体量。“比如，近期珠三角某城市引进了一个项目，地方要配资20亿，这笔钱远超母基金账上的金额，但这种情况是可以一事一议的，而且这种情况很普遍。”肖飞表示。
　　而这种“一事一议”的资金，多数来自于地方市区县，以及部分国资和市场化资金的多方联动，以专项基金的方式投资并支持重大项目落地。比如，杭州引进的零跑汽车、富芯半导体等重大项目，都是在杭州国资大金额牵头之下，再搭配部分其他产业资本或社会资金。据悉，截至目前，杭州创新基金现已与区县合作设立基金20余只，联合投资的重大产业项目超150亿元。
　　投资行业和风险偏好高度趋同 部分项目估值水涨船高
　　一边设立基金的同时，各地还加速公开遴选GP。据记者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底，有超150个地方国资LP公开遴选基金管理人。发布遴选公告数量最多的城市仍集中在浙江、北京、深圳、安徽等热门省市。从投资领域来看，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生命健康、半导体、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仍是大家聚焦的方向。
　　然而，这种扎堆投向某几个特定领域的“后遗症”也开始逐渐显现。“我们之前谈好了一个项目，2个亿估值，结果有一个基金拿到了某一线城市区级引导基金的配资，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项目，就以3亿的估值抢了我们这个项目。”华南一VC机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热门领域的项目如今已经被哄抢，即使有些项目并不见得有多好，但只要符合地方产业方向的都被考虑进去，估值也就自然水涨船高。
　　“核心原因在于，在国资LP的引导下，VC/PE机构们的风险偏好和认知都高度趋同，以至于全国热门投资领域的优质项目，以及本地为数不多的优质项目都被争抢。”肖珂对记者表示，比如这两年的“网红”城市西安，当地的项目估值都已经翻了好几倍。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价格战的后果都只会是，大家的利润都被削薄、甚至没钱赚。因此，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当前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或产业基金对产业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正面是，引导更多资金参与地方产业建设，反面则是，利润在竞争中被压缩，与引导基金一同投资的社会资本的赚钱效应也被迫降低。肖珂认为，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资本投资科技创新带来一定的挤出效应。
　　如何实现差异化投资？杭州资本方面指出，应正确对待自己的角色，坚持引导定位，发挥撬动功能。坚持差异化，根据当地客观条件和区域特点，设立具有当地特色的政府引导基金侧重产业及政策，实现多级联动，避免跟风套用。
　　平均7年才能退出，效率低、DPI大多不达1
　　经历了前几年的膨胀发展，政府引导基金进入超级产业基金时代的同时，还迎来了存量发展的时代，随着一批早期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陆续进入退出期，退出问题开始被摆到台面上。清科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22年处于退出期和延期的基金规模分别为12.97万亿和1.7万亿，处于退出期和延期的基金今年持续增长。
　　政府引导基金如何退出？退出的效果如何？从2015年-2016年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高峰期开始推算，投资高峰出现在2017年-2019年，而按照基金“3+2”或者“5+2”的投资退出周期来看，这两年将有一大批投资项目已经迎来了退出期。然而事实上，大部分地方引导基金退出的效果都不达预期。
　　华东一政府引导基金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于投成熟期企业的基金来说，引导基金收回本金的时间中位数大概在7年左右，“基金的流动性差，这个时间不算很理想的，而且DPI往往还不到1。”该负责人表示，对于投早期、甚至天使期的基金来说，退出周期就会更长。
　　杭州资本方面也表示，退出效率受企业发展周期的影响较大，基金流动性需求与企业发展融资需求存在矛盾，导致引导基金退出周期长。肖珂分析：“总体效果不好的原因，一方面是当年的投资策略和方向跟现在相比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如今整个一级市场基金的退出都比较慢，因为大家都更愿意通过企业上市来退出，但这两年资本市场的变化也比较大。”此外，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近些年投资项目数量不断增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下，“堰塞湖”现象也就愈发显现。
　　应对这种退出困境，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的引导基金选择了提前离场。上述华东一政府引导基金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不少地方引导基金会在出资时会约定，在基金运作到一定年限就分批或全部退出其所持有的份额，以部分退出或全部退出来回笼资金。
　　比如，记者了解到，国内某1.5线城市的引导基金就设置了“优先清偿条款”，即与子基金约定，如果在基金运作的第四年退出，其获得的投资收益全部让渡，引导基金仅拿本金离场；若在第四年以后离场，则按照LPR计算收取利息及拿回本金。这样既能保障引导基金的出资尽快回笼，也更能吸引社会资本和给予他们更大的盈利空间。
　　但是，这种退出方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变量在于一只基金内的不同出资结构。“一只基金里有一家国资，其他都是社会资本，那国资提前离场且让利，对社会资本是好的；但如果一只基金里还有其他国资，任意一个国资提前走，另外的国资都肯定不乐意，如果两个国资都提前走，社会资本就不乐意。”上述引导基金有关负责人表示，一只基金内国资的占比超过50%以上，如果都提前走了，就不太利于社会资本的后续退出。由此不难发现，一只基金的出资组合，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金的退出策略和退出效果。
　　上述人士坦言，引导基金这种提前离场的退出方式，一般只适用于投成熟期项目的基金，而投早期或天使期的基金则不太适用。这是由于，成熟期项目即便未能如期上市，也可以通过项目回购来实现退出，而早期项目则大多不具备回购能力，基金就无法快速回笼资金。
　　以退定投，引导基金在投资时也会选择退出效率有可能更高的基金。“名气不一定很大，但募资能力很强，规模也就五六个亿，机构小而美、投得也不错，有那么几个LP会复投，我们再出资20%左右，这就更好提前离场了。”上述引导基金人士给记者讲述其最理想的子基金类型和出资模式。

来源：证券时报网 2023-11-13

知识产权保险打造创新“保护盾”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支持北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提出要构建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的知识产权评估机制，探索优化完善知识产权融资模式，深化知识产权保险服务体系建设，鼓励保险机构拓展海外知识产权保险等服务。
知识产权保险为化解企业知识产权风险提供了有效途径，在服务创新主体和经营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防范和分担知识产权运行风险、促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保险机构在供给端的加速改革，知识产权保险的产品与服务从资金端向产业全链条延伸业务服务，帮助投保企业做好风险减量管理。如今，知识产权保险已成为各大保险机构关注的“新蓝海”。
据了解，我国知识产权保险目前已经覆盖了专利、商标、著作权、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以及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类型，也涵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等各个环节。《中国知识产权保险发展白皮书（2022）》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有超过22个省、99个地市开展了知识产权保险业务，累计为超过2.8万家企业的4.6万余件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逾1100亿元风险保障。
“知识产权保险作为知识产权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行与发展的环节中发挥着拓展融资渠道、提供风险保障的双重作用，能够为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助力知识产权运用等全链条提供风险保障。”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白剑锋表示。
作为一种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相当于一家科创型企业研发成果的核心体现，也是该企业抢占市场份额的核心竞争力。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是关乎研发企业能否生存盈利的根本问题。
今年7月份，全国首单知识产权海外被侵权损失保险落地雄安新区，由中国人保旗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河北华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保险保障50万元，为该公司中医药制药设备“走出国门”保驾护航。知识产权海外被侵权损失保险，是对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受到第三方侵犯后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调查费用和法律费用履行赔偿义务。这种通过保险的经济补偿作用降低第三方对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海外侵权经济损失和维权成本的做法，在全国尚属首次。
人保财险河北雄安新区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随着对海外市场的积极拓展，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将面临更多挑战，需求也将日益增加。人保财险将以知识产权海外被侵权损失保险突破为契机，探索推动知识产权国内和海外保护工作，筑牢风险防控体系“城墙”，护航企业“走出去”。
为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险工作，全国各地也围绕知识产权保险工作机制、产品研发、业务发展等进行了诸多探索。例如，广东广州签出全国首单知识产权海外侵权保险，为投保企业在海外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海南三亚落地全国首单全方位保障植物新品种权被侵权损失的专属保险，探索为农业“芯片”保驾护航等。
在谈及知识产权保险发展面临的挑战时，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军建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相较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评估和处置难度更大，潜在风险不确定性更高，价值波动的影响因素也更加多样。因此，知识产权评估会更复杂，对评估人员的要求也更高，同时还需要更多、更丰富的数据信息分析作支撑。

来源：经济日报武亚东 2023-12-01